为什么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都会去找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

陶渊明不仅有回归田园后的淡泊名利，同时始终保持着士大夫的铮铮傲骨和高贵情怀。陶渊明本是一个精神上入世很深的人，他生性耿直，待友热诚，嫉恶如仇，又曾有过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之所以归隐田园，是有着许多不得已的因素，所以，在他的诗文以至行为上往往包含着双重的矛盾。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便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而陶诗所具有的平淡自然的风格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

陶渊明是哪里的人？

陶渊明的诗歌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应该说早已得到了公正评价。但陶诗在当时，也即在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时代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却是不被重视的。对这个不公平的现象，文学史著作和不少研究论文都曾有所言及，但似乎都没能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便成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历史疑点问题。

张隆溪在他的《道与逻各斯》一书中，由文学阐释学而涉及具体的中外诗人个案时，说到了中国的陶渊明（陶潜），其标题是：“淳朴的挑战” ，寓意很明显——挑战来自“淳朴” 。书中指出，陶渊明之前时代的诗歌极为挥霍地滥用辞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陶渊明的诗出现了，它完全不同于其同时代的诗，用词上极其俭约，风格上朴实无华，这就使得他的诗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成了一种怪异，他们在他那个时代和以后的相当时间里没把他认真地当作诗人，直到宋代，他的地位和价值才被人所看重，成为与屈原、李白、杜甫等人一样被推举为极富才情的中国古代一流大诗人之一。于是，这一对陶渊明诗歌价值的认识为何会推迟的问题，便成了阐释学极感兴趣的问题了。

该书对这个问题通过引证西方人的论述，做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说。一部真正富于原创性的作品，如果它挫败或斥责了读者的期待并向他们的审美感觉提出挑战，该作品的价值就可能需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承认和欣赏。因此也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该作品的真正价值将长期得不到承认，直到“文学的进化 ”终于以新形式的现实化而进入视野，这才会破天荒第一次使人能够发现那被误解了的旧形式的途径。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接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此，张隆溪认为陶渊明诗歌的价值在传统批评中的戏剧性变化很有意义，其关键在于，它不仅仅因为让我们知道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判断的反复无常，同时也因为它向我们表明（当陶渊明的诗歌终于被视为经典时）：在中国诗歌的读解中，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被接受为具有最高价值的和最有意义的，什么样的风格特征成了人们熟悉的期待视野的一个组成部分。陶渊明的诗歌实际上在当时以其质朴平易的语言向读者也向批评家提出了难题，因为它的质朴平易所造成的透明很容易模糊它的价值和意义，人们也正因此而难以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不在当时人们的“期待视野”之中，当时人们的“期待视野”是精致的典饰和修辞的招摇，而陶渊明的作品在当时人的眼中，是如此的粗糙、缺乏色彩、缄默少语、质朴无华，以至他的同时代人中无一人将他视为诗人，更不会给他高度评价——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正由于此，中国文论史上两部离他时代较近的权威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都没给与他公正的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根本没提到他，钟嵘的《诗品》则将他列为中品。文学史的客观事实居然如此无情。

我们由此明白了，为何陶渊明会在他的时代乃至之后的相当时期内受到不公正待遇。张隆溪在书中对陶渊明本人的个性特点也作了分析，认为他在生活上和在诗歌创作上一样，不愿追随他那个时代的潮流和趋势，而喜欢独善其身、独标其异，这就自然无法赢得他同时代人对他的首肯。

《道与逻各斯》一书所阐释的不止陶渊明一个个案，作者的目的也绝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试图通过对这些个案的解析，阐释文学的内在本质问题，从而探讨跨越国度与东西方文化的文学的共同性特征。张隆溪是个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学者，他对西方文化的熟知，有利于将中西文论作对照比较，从中更好地认识与把握中国传统文论。对陶渊明诗歌价值认识问题的解析，只是《道与逻各斯》一书的一个典型个案，相信读者诸君通过本书，可以发现更多有助于认识与阐释中西文学的东西。

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 ”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 ”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 ”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 ，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 ”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 。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其词他辞官的原因是什么陶渊明的辞官原因，据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宋书·隐逸· 陶潜传》与《晋书·隐逸·陶潜传》所载略同。此事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美谈。应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的清高以及对乡里小儿的鄙视，很符合晋朝上层社会以门第自高的风气。稍有疑问的是，此事发生在义熙元年（405），距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已近十三年。在任彭泽令之前，陶渊明还担任过江州祭酒、桓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职，对官场应酬应该早已习惯；而且诸如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样的军府僚佐，晋见上司的礼节要求更为严格，不要说束带见之，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顶头上司如刘裕、敬宣，也不是什么门第高贵之人。刘裕年轻时“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 ”（《宋书·武帝纪上》），刘敬宣也是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两人都是一介武夫，与乡里小儿相去不远，不耻于成为他俩之僚佐，却耻于束带见督邮，何也？更为可疑的是，对于陶渊明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原本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但在他本人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之序中，却对辞官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其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本来准备干一年，为什么忽然一天也等不及，星夜辞官呢？在这段记述中，绝口不提是因为督邮将至，而是说立即辞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丧。这个理由非常牵强。汉晋常例，是为父母守丧而辞官，从未有为妹妹奔丧而辞官的。实际上，陶渊明也并没有去武昌奔丧，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当时写的《归去来兮辞》中，也并没有丧妹之痛的流露，而是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愉悦。所以，我觉得陶渊明辞官，肯定有难以告人之隐衷在。除了督邮将至、性格不适合为官、奔程氏妹之丧三因之外，前人对渊明辞官还有如下一些猜测。第一是说渊明辞官是悯晋祚之将移，故辞官以图置身治乱之外，全其后节。王禕《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说，义熙三年，“刘裕实杀殷仲文，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义不事二姓，故托为之辞以去，若将以微罪行耳。”（《王忠文公集》卷六）陶澍对此说深表赞成，他在注中说：“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节。”（《陶靖节集》陶澍注语）此说不值一驳。刘裕篡位在元熙二年（420），距陶渊明辞官之年（义熙元年，405）有15年之遥。此时刘裕篡逆之迹未彰，陶渊明逆知后事岂能如此昭昭然也？第二是说，渊明曾仕桓玄，玄篡晋失败，余党率受牵连，渊明或亦因之蒙耻受谤；加上“质性自然 ”，“违己交病”，适值妹丧，便托辞远遁[①] 。此说也不可信从。桓玄之乱甫一平定，陶渊明旋即进入刘裕和刘敬宣幕府，二人均为桓玄死敌。这说明，刘裕、敬宣全不介意渊明曾入桓玄幕府。据龚斌自己考证，桓玄篡逆之时，陶渊明正居家守母丧，完全没有参与谋逆之事，谤从何起？更何况，陶渊明在母死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此文很可能作于平玄之后）中，对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关系丝毫不加避讳，相反却有夸耀之意，根本看不出曾因与桓家有关系而蒙耻受谤的痕迹。如果是因为与桓玄事有牵连而辞官，应该是深思熟虑，早有准备，但渊明辞官明显是临时决定，走得很仓促，“敛裳宵逝” ，完全不像是深受谤言之苦而辞官。所以此说也很难站得住脚。为了理解陶渊明为何辞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督邮为郡佐之一，“汉有之，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曰：‘今日始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 ”由此我们知道，督郡属监察官，职掌监察属县长官，依法控告，鹰隼击杀，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其次，我们要了解一下陶渊明出仕的目的。各种材料都表明，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通过担任地方长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为惯例。《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说皇帝因其弟张恕有功，要以恕为晋陵郡太守，张岱的答复是“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 ”此事一则说明南朝高门耻于实务，二来说明担任地方守、令乃是照顾贫穷者的一个门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也曾因为家境贫困而走王僧虔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一个地方长官的位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并不容易，同样是请托了其叔父（很可能即是担任太常的陶夔）之后，才得到这个职位。很显然，这绝不是因为郡县守令傣禄高，而是因为地方长官获得外快的途径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经合法化了。第三，我们来看一看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陶渊明出仕之前十分贫穷，“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年《陶征士诔》），“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归去来兮辞》序）。这种状况在他出仕十年之后并未根本性的好转。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还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此时是元兴二年（403），陶渊明出仕已近十年。为什么呢？因为陶渊渊明以前担任的都是州郡或者军府的僚佐，无论是江州祭酒还是镇军参军、建威参军，都不是肥缺，类似于现在的工薪阶层，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尔所得的赏赐。但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以后，他的境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是“僮仆欢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车有舟：“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归去来兮辞》）；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归园田居》其一），过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光靠官俸收入显然是不够的，肯定还有一些灰色收入，而这些收入在陶渊明任官期间尚未合法化，这也就是陶渊明在督邮来检查工作时辞官归田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督邮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话，那就要真的成为严霜之诛的对象，受乡里小儿之辱了。知道了以上的情况，我们也可知道义熙末年官府征其为著作佐郎，陶渊明为何不就。因为著作佐郎同样是工薪阶层，无助于彻底脱贫。职掌监察又以严厉闻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县，地方官吏闻风而逃的事例，在汉晋之时比比皆是。如李膺为青州刺史时，“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后汉书》卷六十六《陈蕃列传》）“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李膺列传》））范滂任清诏使至冀州时，“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而去。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范滂列传》）晋朝时，王浚任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晋书》卷四十二《王浚列传》）刘毅“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晋书》卷四十五《刘毅列传》）所以，我很怀疑，陶渊明辞官可能是因为有臧污之行，所以才在督邮来县之前，望风挂印而去。我承认，这种推测不厚道，有厚诬古人之嫌，但如果我们对人性不抱太高的期望，就会遗憾地发现，这种推测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的真相的。再次我们看看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典故公元405年秋，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歹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差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他马上动身。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这一下，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说罢，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这正就是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来历最后我们了解一下关于陶渊明的点评陶渊明作为一代诗宗，他在生前和死后一段时间内，曾不为人所重视，后来又长期为人所歪曲和误解。现在是到了应该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给以正确而全面的评价和欣赏的时候了。沈德潜在《说诗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 ，所以他伟大’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陶渊明的这种“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的热爱；一是对人生的哀伤个人观点尽管陶渊明的退隐有些无奈的成份，但这无奈也是壮志难伸的无奈，单凭他放着现成的县令不做的举动，就已够惊世骇俗的了。诗人那份高雅的气节，已足以令人击节叹赏，浮白喝彩。纵观陶渊明的一生，41岁以前主要在仕隐之间徘徊。仕是自愿，隐也是自愿；仕是不得已，隐也是不得已；仕得积极热烈，隐得恬淡自然。这种矛盾纠葛，既来自于社会的深刻矛盾，也来自于诗人本身儒道思想的冲撞。后半生以隐为主，思想倾向于道家的顺应自然的主张，成为隐逸诗人。但即使在这时期，我们也不能忽视他那“金刚怒目视”的—面。他的隐逸，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否定，体现着他追求人生价值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他以隐逸的手段来保全自身的品格，即所谓儒家“独善其身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观念的具体表现，是他情操高洁的宣言。在退隐之后，他矢志不渝，与大自然取得了高度的和谐，并且他还亲自参加了劳动，真切地体验到了“重返自然”的乐趣，隐得真诚、坦白、彻底。这与某些文人们借隐居来标榜清高，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自己身价，把隐居当成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 ”的行径迥然不同。而且，陶渊明的隐也不是逃避，他始终观照着现实社会，因而他的诗文既充盈着隐士的高逸，又不乏社会的意义和历史的沉重。这正是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的理由，也是陶渊明伟大人格的价值所在。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对的但要看人 “勾践”“刘备”“刘邦 ”是什么人物是帅才是可以统一国家建立新政权的任务他们的志向常人莫及我们的毛爷爷也算一个这样的人“韩信”“关羽”是什么人物是将才七尺大丈夫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去报效国家更能保护自己此外还有一种不平凡的人群叫隐士隐士分两种1：有经天纬地之才精通定国安邦之策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比如：“诸葛亮 ”“司马懿”2：忧国忧民才华出众以笔书写天下之事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不正说明了文人的分类陶渊明就是后者他的梦想是国泰民安但他没有这方面的才能看到社会的黑暗不免心里痛苦只能以笔为武器来呐喊！我不觉得他懦弱相反他很勇敢以自己的方式在反击歪风邪气